[转] 约翰.伯伊德 与 能量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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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空军中的奇人约翰.伯伊德（John Boyd）最后是以上校军衔退役的，但他的能量机动理论是在少校期间做的，所以“疯子少校”的名号就跟了他一辈子。

伯伊德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Erie的一个普通家庭里，父亲早逝，母亲拉扯着几个孩子，家境十分贫困。1945年时，19岁的伯伊德应征入伍，在美国陆军航空队驻日本占领军当了一年小兵。小兵伯伊德就显现出反骨。日本1945-46年的冬天是一个寒冷、潮湿的冬天，军官们缩在温暖的军官宿舍，有热腾腾的食物，但小兵们只有卷缩在四面透风的营房，常常只有冰冷的野战食品充饥。伯伊德发动众小兵，把一个木质机库给扒了，生火取暖做饭，结果被陆军送上军事法庭，告他一个破坏公物的罪名。伯伊德把军法审判变成一个对军官的领导能力和责任感的公民投票，结果军官们败下阵来，小兵们有了热饭吃，军方也第一次见识了这个长满反骨的伯伊德。

伯伊德复员时，靠GI Bill的资助，上衣阿华州立大学读书，得到一个经济学的学位，同时加入空军学习飞行，1952年，伯伊德获得了飞行员的鹰徽，成为美国空军中的F-86战斗机飞行员。这时朝鲜战争已经打到后期。作为新飞行员，伯伊德照例只有飞僚机的份。当时美国空军的基本战术是四机编队，由两对长机和僚机双双编组，长机由有经验的飞行员担当，僚机通常是新飞行员，只有长机能够主动攻击敌机，僚机负责掩护和观察长机的后方，不能离开长机主动攻击敌机。伯伊德在朝鲜当僚机还没有“满师”，战争就打完了。除了在1953年6月30日在鸭绿江以北（中国境内）击伤一架米格-15外，伯伊德在战争中一无建树。

但是伯伊德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出来的卓越飞行技巧和战术素养还是得到了注意，战后不久，伯伊德就奉调到位于内华达州的内利斯空军基地的战斗机武器学校担任战术教官，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红旗演习和Agressor中队的前身，海军的Top Gun也和这里有一点渊源。50年代时，内利斯空军基地大概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战斗机基地了，各级飞行员训练都在这里，伯伊德差不多每天都要飞两三个架次，到1960年离开的时候，竟然在内利斯就飞了近3000小时。

50年代初，美国的基本战略是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战争的基本模式是速战速决的核大战，核三位一体的另两位还没有落位，运载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是核打击的基本力量，所以“轰炸机帮”主导空军，所有空军任务都围绕着用核轰炸机把敌人炸回石器时代，或用截击机拦截敌人的核轰炸机，不让敌人把自己炸回到石器时代。空军拥有国防预算的大头，战略空军拥有空军预算的大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战略空军之父柯蒂斯•李梅将军在1952年出任空军参谋长时，轰炸机至上论达到最高峰。北美空防司令部（NORAD）在这个背景下成立，负责北美防空，而战术空军（TAC）的主要使命是用战斗轰炸机投送战术核武器，其实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战略空军，北美之外的战场制空只是一个副业，战斗机格斗训练被认为是过时的，内利斯的战斗机战术训练潦倒到只是追着拖靶练空中射击，连基本的战术训练教材也没有。

伯伊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内利斯的。伯伊德技压群芳，但从来不讨上级的喜欢，在内利斯没有进入训练部和研究部，被分到了不被看好的教学部，不过伯伊德还是争取了修改教学大纲和教材的权利。

在50年代，空战老鸟很多，但空战还是当做一门艺术来对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朝鲜战争中，美国空军的F-86的基本战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P-51的基本战术没有什么两样，无非就是拼速度，拼高度，拼转弯，力争咬尾，先于敌人把航炮指向对方，即所谓turn and burn。F-86的水平机动性比米格-15好，但米格-15的爬升率、速度、升限都比F-86好，在拼高度、拼速度、拼转弯的三拼中，占了两拼得优势，然而在朝鲜战场上，F-86对米格-15取得了良好的战机，至少美国人是这样认为的。10：1、12：1甚至更高的交换比都见诸于文献。大多数人把F-86的战绩归功于美国飞行员的经验和素质，但是伯伊德不是一个安份的人，不满足于人云亦云，决心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空战艺术的问题。他发现，飞行员对战斗环境的了解（situational awareness）和战斗机迅速改变飞行状态的能力，才是空战格斗取胜的要素，而多少人津津乐道的速度、高度、转弯半径等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伯伊德在多年的空战实践中获得了丰富的实际经验，并且善于在战术环境下灵活运用各种技巧。作为教官，Boyd不断向学员灌输“想在敌人前面”的战术思想，不要光顾着完成眼下的机动动作，急于把敌人套入瞄准环，而是要想一想正在做的机动动作对自己的速度、高度的影响，和敌机可能对你的动作作出怎样的反应，要出其不意，想在对方的前头。伯伊德的“招牌”机动动作是“铁板烤鸭”（flat-plating the bird），就是像电影Top Gun里Tom Cruise作的那个动作，在遭到敌机追击的时候，突然减速拉起，让敌机冲到前头，然后轻轻一个鹞子翻身，就咬住了敌人。伯伊德飞的F-100可不是什么机动性优秀的战斗机，F-100的总产量的1/4都在事故坠机中损失，其“寡妇制造者”的名声不是没有道理的，达到这样随心所欲的控制，那水平确实不一般。伯伊德和人打40美元的赌，他能够让对手在他的6点钟先咬住他，然后在40秒钟内，反客为主，把对手打下来。在内利斯的6年、3000多小时的对抗飞行中， 伯伊德从来没有输掉过（大概也从中赢了不少啤酒钱），通常在10来秒里就把对手搞定，赢得了“40秒钟伯伊德”的美名。要知道，内利斯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江湖高手过路是常有的事，战斗机飞行员都是心高气傲的家伙，最看不得打擂台的事，但几年下来，没有人能够把伯伊德打下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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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科学方法研究空战的时候，伯伊德深刻体会到急需充电，于是向空军申请奖学金，要到乔治亚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由于伯伊德在此之前在伊阿华州立大学有过一个经济学学位，空军不想让他再读一个本科学位，改而建议他读一个MBA之类的学位，或者在空军指定的院校学习电子工程。伯伊德坚决地拒绝了。这家伙死脑筋，一点不考虑升官发财，不考虑人脉，只知道一门心思研究他的空战科学，得罪上司也不管。幸好此时苏联成功地发射了卫星，美国大受刺激，空军开始鼓励军官选工程类的课程。伯伊德再次申请，终于如愿。1960年，34岁的伯伊德带着4个孩子和怀孕的妻子（这小子可没让他妻子的肚子闲着），到乔治亚理工学院，和毛头小伙（那年头黄毛丫头学工的不多）一起学习航空工程。

离开内利斯之前，伯伊德要编写一本空战机动动作手册，总结所有已知的空战机动动作，说明其战术应用，以及反制的手段。可是上司告诉伯伊德，他只能用业余时间写。几个月后，手册终于编写完成。在一年内，这本《空战攻击研究》就成为美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的基本战术教材，在10年内，这本手册也通过来美国训练的外国飞行员传到全世界的战斗机飞行员的世界里，成为各国的标准空中机动手册。几十年来，这本手册只有过很少的增补。

在乔治亚理工学院，伯伊德开始系统地学习航空工程原理。在学习热力学第二定律得时候，被熵的概念搞得很头痛。伯伊德痛苦地想，为什么我可以把战斗机玩得滴溜溜转，但搞不定这个该死的熵呢？没办法，只得去找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帮忙开窍。高年级同学正在唾沫飞溅地大讲能量的守恒和耗散，伯伊德的脑子突然岔到心爱的战斗机空战格斗上面去了：战斗机在空战格斗中抢占优势位置的原因不是速度和推力，而是战斗机的能量水平。速度相应于动能，高度相应于位能，爬升和俯冲就是动能和位能之间的转换，谁能更快地转换能量水平，谁就能获胜。于是伯伊德开始研究战斗机的能量水平的数学描述。经过无数不眠之夜，伯伊德终于提出了一个评价战斗机机动性的简洁、优美的数学表示：

战斗机的单位剩余功率（specific excess power，SEP）=（推力-阻力）*速度/重量

在飞行包线里任何一点，SEP较高的一方占优。能量机动理论的意义在于：1、定量地对比两架战斗机在整个飞行包线里的机动性
2、定量地根据敌我机动性的差别，优化空战格斗战术
3、定量地对分析设计中的未来战斗机在飞行包线里的薄弱环节进行分析和指出改进途径

伯伊德从乔治亚理工学院毕业后，调任佛罗里达的Eglin空军基地任机修军官。Eglin是空军最大的试飞和机载武器试验基地，空军常年在这里测试各种新式飞机和新式武器。这时，空军中的轰炸机制胜论正如日中天，但新总统肯尼迪已经意识到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问题，因为大规模报复战略把美国介入战争的底线抬得很高，束缚了美国介入世界上局部冲突的选择，导致“无人管理”的局部冲突升级，反而容易把美国卷入大规模冲突。肯尼迪开始实行“灵活反应战略”，要求美国军事力量大大强化常规战争能力，能够有效地制止局部冲突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新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是一个商界神童，根据工业界“规模出效益”的观点，极力主张空海军发展通用作战飞机。麦克纳马拉首先中止了空军的F-105的继续采购，指令空军采购海军的F-4，然后指令空军和海军共同发展F-111，F-111A将作为空军型，以战斗轰炸机为主要任务；F-111B为海军型，以舰队防空为主要任务。

这期间，伯伊德被晋升为少校。他对能量机动的研究还是只能利用业余时间。伯伊德为人狂妄，言语粗鲁，自以为是，咄咄逼人，时常出口伤人，人们开始叫他“疯子少校”。但是作为试飞中心，Eglin毕竟是一个英杰荟萃的地方，伯伊德遇到了Tom Christie，两人开始探讨能量机动的问题，和如何把复杂的数据用简明的图表表示出来。Tom Christie不是一个军人，只是一个文职的数学家。他倒不是在Eglin作什么高深玄妙的研究。在计算机广泛用于作战飞机之前，轰炸机作水平轰炸时，投弹时机是根据速度、高度、风向、风速等参数通过轰炸表（bombing table）手工计算的。美国空军的前身是陆军航空队，空军轰炸机的轰炸表都是陆军时代的东西。喷气时代的轰炸机速度、高度都大大提高，炸弹的尺寸形状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空军要重新计算新的轰炸表，Tom Christie就是被找来做这个事情的。Tom Christie很快理解了伯伊德的想法，看到了其中智慧的火花。他对伯伊德不顾一切、近乎疯狂的钻研精神和将空战艺术上升到科学高度的使命感尤其敬佩，决定帮忙。

伯伊德和Christie从简单的问题入手：从某一个位置开始，攻击的一方需要多少个g才能获得所需的射击角度？如果拉这么大的g，战斗机的性能受到什么影响？伯伊德的问题不复杂，但是需要大量的重复计算。这在今天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除了极特殊的项目需要超级计算机以外，今天的人们恐怕根本没有“上机时间”这个概念。要用计算机算一点数据，用就是了，快一点的PC就可以完成绝大多数工程计算。但是60年代初，计算机还是很稀罕的东西。Eglin基地倒是有当时属于十分先进的IBM704大型计算机，但作为一个小小的少校，正在从事“业余研究”，他要得到仍然十分昂贵的上机时间，那是天方夜谭。但这对Tom Christie就是近水楼台了。Tom Christie先用小型的王安计算机（还有人记得这东西吗？）和朝鲜战争的F-86对米格-15的空战数据来验证伯伊德的基本思路，然后用自己的项目的上机时间帮助伯伊德作大量的计算。要是真追究起来，这其实是“挪用公款”。这样的计算到伯伊德调到华盛顿后还在遥控进行，前后几年加起来，总共“盗用”了价值上百万美元的上机时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后来伯伊德受到军法调查，但负责调查的军官最后决定不予起诉，毕竟伯伊德不是在打游戏，伯伊德“挪用公款”的结果是根本改革了空军的战术，导致了F-15、F-16和F-18这一整代战斗机的“梦之队”。空军里的官僚一面咬牙切齿，一面不得不发给伯伊德一个又一个科学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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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这一时期，伯伊德遇到了另一个重要的人：通用动力的Harry Hillaker。他在通用动力的F-111项目里也算一个管事的，正在Eglin讨论公事。主人带他到军官俱乐部，正好碰到伯伊德和几个军官在高谈阔论。Hillaker不喜欢张扬、喧哗的人，但主人坚持他见见伯伊德，将伯伊德赞扬为他所知道的最好的战斗机飞行员。Hillaker满心不情愿地和伯伊德见了面。才一见面，两人就顶起了牛角。伯伊德满口粗话，说你设计的这F-111也算战斗机？你对战斗机设计屁也不懂云云。Hillaker当然不甘示弱，两人不欢而散。但是两人在唇枪舌剑的争论中，也对对方的才识有所了解，开始惺惺相惜。几天后，伯伊德就通过别人邀请Hillaker讨论设计轻巧灵活的战斗机的问题，请Hillaker将他对能量机动的理解“翻译”成战斗机的设计参数，这最终成为两人几十年的合作和友谊的开始。

为了研究和苏联战斗机的性能对比，伯伊德到位于俄亥俄州Dayton的Wright-Patterson空军基地（美国空军的主要飞行研究中心，莱特兄弟的老家）的外军情报中心，索取了大量的苏联战斗机的数据资料，回到Eglin后，由Christie送进IBM大型机进行计算。随着数据的积累，伯伊德的图表逐渐成形了。等到图表终于出来的时候，伯伊德吃惊地发现，米格-21在飞行包线的很大一部分里对F-4有优势，F-4的优势只是在低空高速部分，F-4太重，翼面积不足，在空战格斗中吃尽了亏。进一步计算的结果更令人吃惊，几乎所有苏联战斗机都在飞行包线内的任一点对F-111占优势。伯伊德将这个结果告知了Eglin的飞行员，然后向内利斯的战斗机飞行员同行们通报，向欧洲的战斗机联队高级军官们通报，最后向战术空军司令部和空军系统司令部通报。不管怎么样，空军高层开始对F-111的机动性问题有所认识了。同时，伯伊德还把他基于能量机动理论对越南战场上美国和苏联战斗机的性能比较及推荐的战术向越南前线的空军中队长们通报。很多老资格的飞行员根本不尿他这一壶，因为伯伊德的理论和当时的空战战术传统太不一样了。在向一批F-105的飞行员开讲座时，他建议，在遭到米格-17追踪的时候，不要设法用速度和蛇形机动来甩掉后面的米格-17，因为F-105的速度和机动性不足以甩掉米格-17，相反，应该用急速的横滚来剧烈减速，让追踪的米格-17冲到前面去，然后追上去，打掉它。F-105本来机动性就不怎么样，伯伊德要飞行员主动放弃速度的建议遭到坚决地抵制。但是第二天，4架F-105飞向北越轰炸潭化桥，遇到米格-17的伏击，两架被当场击落，第三架被击伤，第四架是中队长，正想去救援被击伤的同伴，但发现自己也被一架米格-17咬住了，使劲浑身解数也甩不掉它，眼看追踪的米格-17就要开火了，情急之中，他记起了昨天伯伊德的讲座，反正死马当活马医，拉了一个急横滚，急速减速，追踪的米格-17果然冲到了前面，这老兄太惊讶了，一方面惊讶自己死里逃生，另一方面惊讶伯伊德对战术情势的预言之准确，等到掉到地上的下巴收回来时，战机已经稍纵即逝，米格-17一翻身，溜了，否则这家伙还可能捞一个便宜的。

1966年春季，伯伊德受命到泰国报到，加入一个F-4中队参加在越南的空战。这正是伯伊德梦寐以求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报到，伯伊德就得到了新的命令：到五角大楼负责挽救遇到麻烦的F-X计划，空军高层终于想起这个又是顶级空战格斗老鸟又懂航空工程的奇人来。

F-X是一个时代的产物。空军一直对麦克纳马拉强加的海军战斗机F-4不满，越南战场的实际经验更加深了空军的反感。在海军另起炉灶搞F-14的时候，空军很害怕又要被迫接受海军的战斗机。但是空军并没有从“更大、更快、更高、更远”的老套里跳出来，F-X起飞重量达30吨以上，3马赫，多用途，太大，太重，太复杂，太昂贵，整一个F-111的翻版。

伯伊德决心对F-X洗心革面。他对改组后的F-X不提任何速度或转弯速率的指标，他只要F-X比任何对手的机动性都要出色，要求高推重比，低翼载，足够的航程和留空时间。但是伯伊德遇到很大的阻力，电子系统的人要装备一个大型的雷达，这样机身就要加大；武器系统的人认为机内航炮没有用，用空空导弹足够；气动设计的人要采用变后掠翼。伯伊德用能量机动理论的计算（这一次是用正大光明的上机时间了）标明，变后掠翼的气动优越性将被其重量和阻力抵消，所以最后是得不偿失的。这是战斗机设计史上第一次在纸面上就可以评估一架新型战斗机在整个飞行包线的机动性。

二战期间的P-51也具有良好的机动性，但P-51的主要设计要求是为重轰炸机全程护航，所以航程和速度是主要设计指标。P-51成为优秀的格斗战斗机是在采用英国罗尔斯•罗伊斯的Merlin发动机以后的事。伯伊德钟爱的朝鲜战争时期的F-86也不是按格斗战斗机设计的，F-86的基本战术任务是在高空截击轰炸机，因此有较大的翼面积和较低的翼载，这恰好将F-86造就成了一架出色的格斗战斗机。P-51和F-86具有优良的机动性都有点偶然，只有F-15才是美国第一架以机动性为主要设计目标的战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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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对美国空军流年不利，越南战场上小巧灵活的米格17和米格21搞得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头痛不堪，美国一向自豪的空战交换比跌到惨不忍睹的差不多1：1。整个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空军和海军各自只出了一个击落5架敌机的王牌，空军的Steve Ritchie和海军的Randy Cunninghan，而越南空军则出了16个击落敌机5架以上的王牌。这里面原因不光是F-4、F-105机动性差、响尾蛇和麻雀空空导弹性能远远达不到空战实际的要求，还有制度的因素。美国空军有一个过时的老传统：飞满100个作战航次后，可以转到一个非作战岗位。这样，有经验的老鸟离开前线，前线的战斗机飞行员空前紧缺。另外，军官晋升制度要求飞行员必须有一定的作战飞行小时数才能晋升，这样，运输机和轰炸机飞行员也临时充当战斗机飞行员，好积累一点作战飞行的小时数，为晋升积累资本。这些“业余”的战斗机飞行员驾驭着笨拙的F-4、F-105，在小巧、灵活的米格面前，怎能不为鱼肉？

1967年又是米格-25面世的一年。其实在同一个多莫达多沃航展中，米格-23也一起面世，但米格-25的外形、速度和西方媒体与军界自己吓自己所臆造出来的潜力，使美国空军深信米格-25是同时具有双3和高机动性的超级战斗机，好莱坞甚至还借题发挥，臆造出一个“米格-31”（不是真家伙米格-31，拍电影的时候还没有出来呢），不光速度、机动性超人，还有思维控制的火控系统等匪夷所思的东东。当然，在电影里，在苏联“想往自由”的人的帮助下，Clint Easterwood扮演的美国英雄最后排除万难，胜利地把飞机偷回美国。电影虽然充满了臆造，但对西方对于苏联先进技术的草木皆兵的刻画还是不错。

米格-25的震荡很快使F-X计划的优先级大大提高。海军正式退出F-111计划对空军又是一个极大的触动。海军要求国会将原先用于F-111B的资金转用于F-14，海军和格鲁曼为此签订了一个固定价格、固定性能的合同。格鲁曼大大低估了从F-111B的基本技术研制F-14的艰巨性，计划严重超支，格鲁曼差一点破产，不过这是题外话了。空军本来不必介意海军研制F-14，但是海军向国防部和国会指出，F-14可以满足空军F-X的所有要求，如果国防部和国会同意海军的说法，海军将得到额外的研发资金，F-14的生产和升级都能得到保证，而空军将难以拒绝再次采购海军战斗机，空军将不得不为很多航母专用的功能付出代价，而且空军的颜面也将大大受损。为了尽量和海军的F-14拉开距离，空军在F-X上放弃了变后掠翼，大大强调单座和机动性，最大速度降到2.5马赫。通过一番军种政治上的斗法，空军的F-X终于立项，命名为F-15。

伯伊德对F-15的重量和复杂性还是不满意，他对F-X所作的改革很多已经走了回头路，但F-15的设计和研发已经远远超出他能够左右的了。伯伊德还是没有放弃简单、轻巧的战斗机的设想，他开始寻找同道。国防部部长办公厅下属的系统分析处主管Pierre Sprey和伯伊德有相同的想法，此公是航空工程师出身，也擅长数理统计，后来也是催生A-10的人物。伯伊德找到的另一个同党Everest Riccioni上校。他是试飞员出生，曾经跟最著名的试飞员恰克•耶格“学生意”，曾任试飞学校教官，飞过55种飞机，这时在Wright-Patterson空军基地的飞行动力实验室负责试飞和飞行力学研究。他们几个在向国防部建议发展一种轻型战斗机，作为F-15一旦开发受阻时的备用方案的同时，自己经常几个人一起彻夜研究战斗机空战的每一个环节，以及从空战实际的角度出发，研究战斗机需要什么样的性能，和怎么把这些性能要求“翻译”成设计战斗机时的技术参数，Hillaker也经常从达拉斯飞到华盛顿和他们一起彻夜研究。一有新想法，他们就遥控还在Eglin的Tom Christie上机计算，来验证或反驳他们的设想。他们的研究结果日后成为“轻型战斗机计划”（Lightweight Fighter，LWF）的基础。由于他们行踪诡秘，不屑与外人交流，被称为战斗机黑手党。根据研究的结果，Riccioni“利用职权”，争取到了立项，开始了名字很拗口的“通过折中分析来实现增强的能量机动的验证性研究”（Study to Validate Expanded Energy Manuverability Through Trade Off Analysis），和通用动力和诺思罗普合作，开始了对轻型战斗机的预研。在项目结束时，两个公司要各做一个报告，通报研究结果。通用动力派出这个研究项目的负责人Hillaker，Hillaker在报告会上侃侃而谈，引经据典，把不断提问、责难的伯伊德批驳得哑口无言。报告还证明了新型轻型战斗机只需要8000多公斤的空战重量，就可以达到比F-4好两倍的机动性和两倍的航程。伯伊德的为人很不讨人喜欢，不管谁在场，都喜欢大声争辩，吵得劲头来了，鼻子顶鼻子地和人争，手指还戳到人家胸口，还动不动来一句：“你到底懂不懂？”他的能量机动理论和空军传统的速度、高度制胜论大相径庭，还狂妄、顽固地要说服所有人，所以他在空军里的人缘很不好，被人讥讽为“成吉思约翰”（Genghis John），以形容他那种咄咄逼人的做派，但是他在报告会上居然被Hillaker驳倒了，真是人心大悦。其实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前一晚，Hillaker和伯伊德已经在旅馆里排练了好一会了，为了向顽固的空军上层推销能量机动概念，他们两人在唱双簧呢，结果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70年代初是美国在战后的一个最低点。美军深陷越南，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美国正在“赢得每一场战斗，但却输掉了整个战争”。国内的反战运动风起云涌，逃避兵役成为时尚，美国被迫放弃征兵制，改用募兵制。越战在盟国和国际社会中也得不到支持，瑞典首相帕尔梅甚至公开参加反战游行。苏联在世界各地蚕食美国及西方的势力范围，日本则在美国国内市场上蚕食美国公司的势力范围，美国正在经历战后第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被迫放弃把美元和黄金联系的金本位制度。美国文化丧失了积极、乐观、向上的因素，而是被颓废、暴力和失望所主导。这是一个“垮了的一代”的时候。在这个当口上，F-14和F-15的研制和部署成本扶摇直上，尼克松责令国防部长莱尔德整顿国防采购系统，莱尔德则责令助理国防部长David Packard领导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这件事。Packard强烈主张用新技术、新概念来控制像脱缰野马一样的武器系统研制成本，强烈主张恢复原型竟标、择优录取。正在这时候，伯伊德和同伙们送上了多年来对轻型战斗机的研究，包括Riccioni“利用职权”搞的那个研究。Packard很有兴趣，批准招标，将LWF列入作为国防采购政策改革一部分的“试验原型计划”（Experimental Prototyping）。这就是以后人们所熟知的YF-16和YF-17的对比试飞，以后的故事人们都很熟悉了。

但是伯伊德在这时被调离，到五角大楼别的部门坐办公室去了。他在空军里很差的人脉这时也开始发酵，到1976年，已经是上校的伯伊德没有获得晋升将军的机会，只得按年龄规定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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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军官，退役时的前景有几个：
1、利用过去在工业界里的人脉，找一个好工作。事实上，很多美国公司喜欢用军队里出来的人，尤其是军工公司，这些前军官在军队里人脉好，最不济，至少和军队里的人共同语言多一点。
2、利用在海外服役、在军政决策机构服务和对国际事务的第一手经验，到大学教书，或到研究机构作咨询。
3、休闲养老，美国军官的退休金是很不错的，过舒适、安分的日子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伯伊德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对这三种常规的选择一个也不感兴趣。伯伊德回绝了很多军工公司的邀请，他的战斗机黑手党的朋友们甚至也被告知，如果他们能把伯伊德一起拉进来，他们也可以有一个报酬丰厚的职位。但是伯伊德不为所动。甚至在Tom Christie把他请到国防部为项目分析和评估作咨询的时候，他也只每两周时间拿一天的工资，因为国防部没有“义务工”这个说法，伯伊德如果这最低限度的工资也不拿的话，国防部无法发给他有机密等级的通行证，也无法让他使用国防部的电话、传真和复印机。好友问他为什么生活如此清苦，伯伊德在烟雾缭绕的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无欲则刚。他就是不愿意被人诱以重利，宁愿生活清苦，不愿有求于人而放弃自己自由思考的权利。清苦和与世隔绝的生活，也给伯伊德带来一个“地窖上校”（Ghetto Colonel）的外号。Ghetto本意是犹太人隔离区，像电影“钢琴师”里主人公所在的华沙犹太区，或城市里为富人所不屑的贫民区，但用在伯伊德身上，主要是形容他生活的清苦和与世隔绝的人生态度。

在五角大楼的最后三年里，伯伊德还是醉心于心爱的空战艺术，或者对伯伊德来说，空战科学。他对YF-16和YF-17对比试飞中的一个疑点一直大惑不解。试飞过两种战斗机的飞行员都异口同声地说YF-16更好，但是按照能量机动的计算，两者的差别不应该那么大，部分飞行包线里YF-17甚至更为优秀。通过大量分析和与飞行员的实际交谈，伯伊德发现YF-16迅速转换飞行状态的能力（fast transient）更为优秀，尤其是迅速加速、减速的能力，使过去不到死马当活马医时不用的主动减速成为一个可行的战术，因为重新加速不再是一个问题，这样大大增加了空战中的战术选择。这是早期的能量机动理论里没有考虑到的一个问题。伯伊德由此联想到朝鲜战场上F-86对米格-15的情况，F-86可以更迅速地变换蛇形机动的方向，而米格-15虽然持续机动能力更强，但瞬时机动能力不如F-86，只要F-86不断地迅速改变蛇形机动方向，要不了多久，米格-15就渐渐地跟不上了，F-86就有机会反败为胜，咬住对手。由此，伯伊德进一步联想到二战中德国在西线的闪击战，德国进攻的节奏大大超过法国防守的应变能力，导致法国的防御在军队尚有相当实力的时候就土崩瓦解。从这里，伯伊德开始研究战斗中更广泛的因素。基于对对抗性决策过程的研究，伯伊德总结出战场上的OODA决策循环。OODA代表Observation，Orientation，Decision，Action，即观察，判断，决策，行动。这里，orientation作调整自己的心态、理解对手的意图解。这其中，观察和行动主要是技术手段，但判断和决策是心理过程。伯伊德进一步提出，判断的形成和改变，这是最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一步。从此，伯伊德开始研究战场上人和心理的作用，同时结合戈德尔的不确定性原理、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注重研究在闭合系统下对环境情势的判断和相应决策的形成和变化。

伯伊德开始研究军事历史和行为科学，特别注重研究战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他开始疯狂地读书，数学、物理、心理、历史、逻辑，进化论、信息论、遗传学，社会学，经济学，研究孙子、克劳斯维茨、约米尼、成吉思汗、拿破仑、弗里德里克大帝、格兰特、曼斯坦因、李德哈特、毛泽东，什么都读。有人统计，几年里，他读了300多本书。最后将自己的研究编成一个16页长的讲义“毁灭和创建”（Destruction and Creation）。这是伯伊德涉足战略理论的开始。伯伊德正在从一个顶级空中斗士演进为一个对当前和未来美国军事理论和实践起决定性影响的战略家。

传统上，美国军事理论崇尚“火力制胜论”，强调用优势的火力和协调的行动，像不可阻挡的压路机一样，压垮敌人。所以，美军行动讲究在远距离上集中最猛烈的火力，在敌人冲倒跟前之前就消灭敌人，或者自己冲到敌人跟前就消灭敌人。或者拚消耗，就是邓小平的所谓“打钢仗”。机动灵活、穿插包围、调虎离山、围点打援等等概念和美军的基本作战思想格格不入，在美军的战例中也是例外。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国政界、军界要求反思的呼声一片，当几千美军在小小的格林纳达竟然用了两天才摆平200名古巴建筑工人的时候，军事改革的呼声在美国达到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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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伯伊德开始形成自己的机动战理念。机动战不是一个新概念，但伯伊德版本的机动战有它的新意。伯伊德把战争分成三种层面：消耗战，机动战和道德战。

消耗战的要素为火力、防护和运动，其中火力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火力才是消灭敌人、赢得战斗胜利的手段。防护是保存自己的手段，防护的目的是为了发扬火力，消灭敌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发扬火力、提供防护。消耗战的重点是夺取战略要点。

机动战的要素则是时间和对手的军心，其中军心是最重要的。伯伊德强调时间对战争的重要性，时机和节奏有时比地形更重要，伯伊德的机动战理论的重点不在空间和物质上的机动，而在于时间和敌人的心理。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应该在从战斗到战役到战略的所有层次上使自己的OODA循环的周转比对手的更快，或者灵活地变换自己的OODA节奏，要随机应变、出其不意，以敏捷的出手，想在对手的前面，行动在对手的前面，打乱对手的思维，制造对手的恐慌和错觉，剥夺对手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战斗的能力，是对手确信继续抵抗的无用，最终导致对手不战自溃。伯伊德喜欢用飞行员的切口：切半径，get inside his loop。伯伊德并不把消耗战和机动战对立起来，在战役层次上的机动战仍然需要在战斗层次上的消耗战，毕竟光靠花拳绣脚是不足以导致敌人不战自溃的。

伯伊德的道德战不光包括战争的道德因素，还包括战争中的人心理和思维过程。伯伊德强调打仗的不是武器，不是地形，而是战士。战争真正需要摧毁的是敌人抵抗的意志，只有打垮了敌人抵抗的意志，战争才真正获得胜利，所以只有敌人才能决定战争何时结束。伯伊德强调，一支成功的军队必须对环境的变化和战场上的不确定性能够敏捷地作出反应；不要依赖完整、准确的情报来制定决策，因为战场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好事，要能够随机应变，要能够利用战场上的不确定性，制造不可预测性；要能够有创意、多样化地运用战术，制造出其不意，而不是形成容易被敌人识破和利用的常规，最大的危险是被自己的思维定势所困，而漠视已经变化的现实；要上下一心，同心作战，不是靠周密的计划和督促来实现协调，而是指挥权下放，靠上下各级对战略意图和战争目标的全面、准确地理解和主观能动性，主动、积极、创造性地从各个层次协同实现指挥意图，这需要官兵之间高度信任，信息高度流通，士为知己者死。伯伊德十分强调战争的正义性和道德层面，强调军人必须相信他们为之战斗的崇高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憎恨或复仇而战，那样即使赢得战斗的胜利，也难以保证战争的胜利。

伯伊德强调战场上的三要素：时间、空间、人心。这就是中国兵法中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这在东方军事理论中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从孙子到毛泽东，战争的正义性、攻心为上一直都是和兵贵神速、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相提并论的。但是将人心（包括人心向背、军民士气、镇定还是惊慌）作为战争的要素，对美国军事理论界还是一个新鲜事。为了推动政界、军界的新思维，伯伊德总结了一个名为“论胜利和失败”（Discourse on Winning and Losing）的讲座系列，以传道式的热情不知疲倦地向政界、军界的要员解说他的军事改革的思想。越战失败后，很多人对美国的军事改革这个课题干兴趣，所以伯伊德的听众很多，其中包括当时还是怀俄明州参议员的切尼。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多年担任参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后任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的莱斯•阿斯平，众院议长纽伊特•金格里奇，阿斯平后的参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Sam Nunn，沙漠风暴期间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阿尔弗莱德•格雷上将，1979-83年期间的陆军参谋长爱德华•迈耶上将等，先后成为伯伊德的忠实听众。还有不少人对伯伊德的讲座很有兴趣，但不想花那个时间，要求他精简成一个短小的讲座，伯伊德还是那个臭脾气，一口拒绝：要么不讲，要讲就要讲全的，不来简体演义版。伯伊德的理论不仅在军界有影响，在商界也得到赏识，毕竟打仗和经商有颇多相似之处。

伯伊德的理论不是没有漏洞的。伯伊德强调比敌人更快捷的OODA循环，但如果敌人不跟着你的步调走，根本不理会你的OODA，我行我素，那更快捷的OODA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像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想要速战速决，国军总是行事慢一步，用伯伊德的话说，就是OODA慢了一拍，在战场上非常被动。但毛泽东和他们打持久战，完全不理会日军的作战节奏，甚至有意地打乱日军的作战节奏，日军就抓瞎了。伯伊德的OODA里面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判断，打乱敌人的判断和指挥链，这是“抠眼挖耳捂嘴”战术的理论依据。但是如果敌人的指挥结构是分散的、具有高度自主特性的，那这个战术也是抓瞎。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游击队就具有这个特点。今天的伊拉克战场也有某种抗日战争的影子，伊拉克游击队明显是在和美军打持久战，其自主的指挥结构使美军屡屡在捕获或击毙游击队领导人后依然无法抑制反美游击队的活动。有人甚至认为，拉登的战术才是对伯伊德理论的出色运用。911严重打乱了美国的战略部署，此后，美军在战术上取得很多胜利，但在战略上，越来越落在拉登的OODA之后，疲于奔命。处处防范，怎么能不被动？

实际上，伯伊德的思想很少是新东西，对敌人以攻心为上是孙子的思想，高速度、大纵深、快节奏作战以打乱敌人的作战节奏是图哈切夫斯基的思想，对于战争的道德问题和军队建设的思想，在毛选里可以找到很多影子，但是他把这些抽象的军事理论简化成美国大兵容易理解的表述，这是他独特的贡献。但是伯伊德就是伯伊德，他从不出版自己的著作或讲义，这倒不是出于什么太崇高的理由，而是永远对自己的东西不满意，永远需要修改。要是别人“盗用”他的想法，他也不在意。他在意的是把他的思想推广出去。不管谁愿意听，他都会去讲，将军，小兵，科学家，未来学家，国会议员，新闻记者，来者不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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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陆战队是最早接受OODA和灵活、敏捷的作战思想的。越南战争后，海军陆战队意识到，自己在数量上、装备上和训练上都不适合高强度的消耗战，所以在北约抵御华约的作战序列中，精锐的海军陆战队没有被部署到中欧的富尔达山口，而是在北欧的挪威。未来战争中是否还需要大规模两栖作战也成为一个问题。海军陆战队开始了认真的反思，开始对自己未来定位和相应战略的探索，重点是如何在未来战争战胜优势敌人。

海军陆战队两栖作战学校的战术部主任韦利上校（Mike Wyly）是越战老兵，他对消耗战已经深恶痛绝，开始探索战术改革。正在这时，以主张在中欧作主动防御出名的文职战略家林德（William Lind）把已经退休的伯伊德介绍给韦利，韦利、林德和一小批中下级军官根据海军陆战队短小、精干、紧密的特点，开始研究机动战。如果伯伊德的“小团体”可以叫战斗机黑手党的话，那韦利的小团体或许可以叫机动战黑手党，尽管实际上没有这样的叫法。阿尔弗莱德•格雷在还是准将的时候，就听到过伯伊德的讲座，当时格雷是海军陆战队的条令部主任。尽管格雷对伯伊德的理念很赏识，但格雷并没有对贯彻这些理念采取实际行动。在格雷任海军陆战队第二师师长时，机动战黑手党的一些青年军官在军官俱乐部里向格雷建议，考虑改革海军陆战队的基本战略。格雷同意了，开始邀请韦利和林德来第二师传授机动战的思想，并在海军陆战队里展开对机动战的大规模的公开辩论。机动战的种子在海军陆战队里扎根了。

格雷升任海军陆战队司令后，以机动战统一海军陆战队的基本作战思想。1989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1号作战手册（等于是所有作战手册的总纲）按伯伊德的思想重编，很多关键段落基本就是从伯伊德的讲义里拷贝过来的。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海军陆战队上下各级就是按照这个思想作战的。前海军陆战队司令Charles Krulak上将把海军陆战队在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卡夫奇战斗归功于伯伊德的军事思想，卡夫奇战斗在大战之前打响，小股海军陆战队轻装突击，占领了部分伊拉克前沿阵地，然后有组织地撤离，极大地迷惑了伊拉克方面对战争的判断，调动了伊拉克的主力，打乱了伊拉克的部署。

伯伊德的影响不止于海军陆战队。在接受伯伊德的传记作者的访谈时，当时任国防部长的切尼说，斯瓦茨科夫最先递交的作战计划确实是从科威特正面用优势火力和兵力横扫伊拉克的。受伯伊德的机动战思想的影响，切尼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个方案，紧急召见伯伊德来五角大楼咨询几天后，切尼断然否决了斯瓦茨科夫的计划。国防部长对作战指挥到底有多少直接影响难说，但国防部长对战争的政治指挥是国防法规定的。斯瓦茨科夫的第二个方案就是著名的“左勾拳”，后面的事情就是历史了。

美国陆军最终也接受了伯伊德的军事思想，“空地一体战”、轻装甲战斗旅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即使是一直对伯伊德即爱又恨的美国空军，也组建了将战斗机、轰炸机、加油机、预警机混编的远征联队，增强部署和应战的灵活性。

拉姆斯菲尔德称伯伊德是“孙子以来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入主五角大楼时，力主“军事事务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主张用轻小、灵活、具有精确打击力量的“银弹”（silver bullet，意指精密、高效、万能）军队，就是深受伯伊德思想的影响。不过有人批评说，拉姆斯菲尔德过分依赖技术，忽视了人的因素；伯伊德的军事改革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发现问题，然后对症下药，而拉姆斯菲尔德的军事革命只有一个空洞的概念，对这些概念的可实现性根本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完全是主观意志，正好是伯伊德毕生痛恨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美军在伊拉克所取得的战术胜利和战略失败，恰恰是伯伊德理论的反例的集大成。

伯伊德的为人是一如既往地令人讨厌，兴致来了，半夜3点钟会打电话到同事、朋友家里，大谈战略或飞机的问题；女秘书们常常被他的粗话、脏话弄得泪水涟涟；争论得火气上来了，一面唾沫飞溅，一面手指就戳到人家的胸口，雪茄烟灰顺着人家的领带滚下来，即使是顶头上司或级别高得多的军官也不管，有两次实在恼了，甚至把雪茄烟屁股按在将军上司的领带上，上司们能喜欢他吗？他对家人也一样严苛，家一直住在“下只角”的窄小、昏暗的简陋公寓里，和他的退休收入十分不符。两个孩子长期为忧郁症和困扰，和孩子们的关系僵到家里人直担心第三个孩子拒绝参加父亲的葬礼。伯伊德的葬礼上，海军陆战队仪仗队鸣枪致敬，政界、军界高官云集，尤其是海军陆战队，一个资深陆战队上校在伯伊德的骨灰罐边放上有地球和铁锚的陆战队军徽，这是海军陆战队的最高敬意。海军陆战队也在伯伊德去世后48小时内，提议伯伊德的家人将伯伊德毕生的研究笔记和藏书转移到海军陆战队学院图书馆专门开辟的特别收藏室。但空军除了乐队和仪仗队外，只派了一个根本不认识伯伊德的中将。多亏和伯伊德一起在朝鲜的天空就共同战斗过的退休将军们出面，空军派出4架F-15作空中分列式，但天气实在恶劣，没飞成。但是伯伊德在高层有很多朋友，国会出面问询（congressional inquiry）为什么如此人才在空军得不到重用，空军只得压住火气，将内利斯的Aggressor中队的大楼以伯伊德命名，以平息对空军的指责，但是空军心底里还是对伯伊德的违规犯上和桀骜不驯极为不满，不想竖这么一个榜样。

伯伊德的战斗机黑手党的死党们直到现在还是每周三晚上在Fort Myer的一个小酒吧里聚会，离伯伊德安葬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只有不到一英里，谈伯伊德的旧事，谈伯伊德会对某件事怎么说。伯伊德仍然是他们的精神领袖。

战斗机黑手党还在战斗。Everest Riccioni在Wright-Patterson期间曾主持过第一次战斗机超音速巡航的学术会议，可称战斗机超音速巡航之父，但近年来成为反对F-22的急先锋，指责F-22重蹈F-111的覆辙：重量太大，系统太复杂，成本太昂贵，机动性不足，不适宜空战格斗。最大的问题在于空军将只可能负担一支规模较小的F-22力量，据2005年国防预算，将只能部署180架F-22，不足以应付世界各地的复杂情况。F-22再先进，也没有分身法。相反，维持一支一定规模的F-15、F-16力量，对增加空军的作战弹性有极大的作用。Riccioni还强调隐身和超音速巡航对打击恐怖分子毫无作用，同时证明F-22相比于F-15并没有实质性的性能提高。关于Riccioni对F-22的指责，将另文评述。Pierre Sprey在推动A-10计划后，离开了国防部，除了偶尔就军事改革问题作一些讲座外，转向自己心爱的超保真录音，自己开了一个MapleStudio录音室，专录爵士音乐、宗教音乐和布鲁斯。他把F-16简单、直接的设计思想用到自己的录音室，不用数字混响，不用多点麦克风，甚至不用前置放大器，只用单一功放。当然，他用的每一个器件都是顶级的，甚至是手制的，但他坚持了F-16上“少就是多”的理念，只不过是在和战斗机绝然不同的领域罢了。事实上，用最精心的思考，但是最简单的实现，这是工程设计的极致。问题是人们很容易被闪耀的新东东所迷惑，而忘记了简单之美。Tom Christie在国防部负责武器系统的作战评估，Frank Spinney，战斗机黑手党的另一个成员，至今仍然在国防部工作，他是披露F-18E的wing drop问题的核心人物，并且用OODA来分析、抨击美军在伊拉克的行动。

伯伊德的能量机动理论早已开花结果，三代机中唯一和能量机动无关的F-14退役了，而基于能量机动理论的F-15、F-16还要继续服役一段日子，F-18E可能还要服役30年。这可能是巧合，也可能不是。伯伊德被称为美国建军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无名小卒。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对伯伊德关于主动、灵活、敏捷、轻巧、信息流通、不拘一格的军队思想的推崇，强调战斗中的大胆、灵活、出其不意，非线性作战（即不分前方、后方），打击敌人的关键节点，庖丁解牛式地导致敌人的崩溃，是今天美国军队变革的基本动力。即使在中国，时下时髦的所谓“系统对抗”的说法，其实也是跳出OODA中的具体步骤，而在OODA的总体上所做的对比。

伯伊德的IQ据说只有90，他自嘲说这使他不胡思乱想没用的东西。伯伊德的能量机动理论是70年代以来美国空中优势的理论基础，伯伊德的机动战理论正在对美军的作战理论和实践发生影响。伯伊德将武士的心、工程师的头脑、清教徒的自律、传教士的使命感集于一身，他认准了一件事就一条道走到黑，无怨无悔。伯伊德是一个奇人，真奇怪好莱坞怎么没有给他拍一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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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错地方了...161帮我转下...

海响尾蛇

长文啊[s:25]

qwan

[s:31] [s:31] [s:31] 不知道有几个人坚持看完全文的！！！！！！！！！！！！！！！！